前言
众所周知，北京天安门城楼正中央，从1949年起，一直挂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像。
70多年过去了，天安门先后更换了六种不同的版本毛泽东像。
这些毛泽东像也先后出现在50多套、190多枚中外邮资票品上。
然而，在1949年10月1日，即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挂着的第一幅毛主席像（从新中国成立开始计算），是他老人家亲自从延安时期照片中选定的。
这幅照片以郑景康拍摄的戴八角帽照片为摹本，由周令钊在妻子陈若菊的协助下进行创作。
这张照片此前在解放区就流传甚广，是百姓家中悬挂最多的一幅毛泽东像。
不过，少有人知道的是，开国大典挂着的这幅毛泽东像，原本不是毛主席的单人照，而是他老人家与另一位解放军主要领导的合影。
这背后还牵扯到一段令人潸然泪下的动人故事。
一、天安门悬挂第一幅毛泽东像的来历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几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他们都在等待着中国现代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一，即新中国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清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全部转播今天下午3:00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
同一天，全国各地的报纸同样刊登这一消息。
10月1日下午2:55，两名播音员丁一岚、齐越开始播音，把开国大典的实况报告给国内外亿万听众。
下午3点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典正式开始。
毛泽东主席走到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句话犹如一声惊雷，久久回荡在天安门上空，通过无线电波穿越千山万水，传遍五洲四海。
下午3:35，朱德总司令检阅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将士。
直到10月1日晚间9点，新中国开国大典正式结束。
这场盛典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虽然咱们这辈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开国大典的盛况，却肯定看过开国大典视频。
从视频中不难发现，当时天安门城楼上挂着的毛主席画像，与如今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画像有着些许不同。
虽然都是同一个伟人，但开国大典时悬挂的毛主席画像，能清楚地看到他老人家戴了一顶八角帽，年龄差不多五旬上下。
如今天安门悬挂着的毛主席像，他老人家没有佩戴帽子，两幅画像的年龄有所差别。
其实，1949年9月，开国大典召开在即，中央领导层形成一致意见：要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毛主席的画像。
可是，关于究竟挂哪一幅画像的问题，摆在了周恩来总理的面前。
为此，周总理多次派摄影记者来到中南海丰泽园，为毛主席拍了几幅正面肖像。
照片拍完后，大家选择了一张毛主席画像，准备将其挂到天安门上。
然而，毛主席本人对这几幅近日正面肖像都不太满意。
他对工作人员表示：“我不喜欢这种一本正经的标准像，如果天安门上一定要挂我的像，最好从那些随随便便拍下的照片中选一张。
因为随意拍摄的照片，比这种正儿八经的标准像更加自然。”
毛主席的本意还是想更贴近群众，不要搞那种标准的正面肖像，让群众一看就是官方摆架子。
得知毛主席的意见后，周总理派专人到丰泽园，给毛主席送来几幅他在延安时期的生活照。
毛主席看到这几张照片，紧蹙的眉头一下展开。
没有过多犹豫，他老人家指着一张合影，对工作人员说：“就用这张照片吧。”
工作人员仔细一看，这张照片是毛主席和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司令员朱瑞的合影。
大家都很好奇，为何毛主席不选其他照片，单单青睐这张合影呢？
或许是看出了工作人员的疑虑，毛主席向众人说了这张合影背后的故事。
这张合影拍摄于1945年6月，当时的朱瑞还不是炮兵部队司令员，而是中共山东分局书记。
1943年底，朱瑞从山东来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朱瑞作为中共山东代表团副团长，参加了中共“七大”。
“七大”闭幕后不久，中央决定任命朱瑞为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名次排在彭德怀和叶剑英之后。
周总理此前已经与朱瑞谈过一次话，告诉他在新的岗位具体承担的工作。
没想到，朱瑞竟然以自己资历和能力不够为由，推辞不想当副总参谋长。
几天后，毛主席亲自找到朱瑞。
二人刚一见面，毛主席没有谈工作，而是笑着对朱瑞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俩一起去延河边散步，聊些家常吧？”
朱瑞欣然应允。
望着浩浩荡荡的延河，朱瑞的心里七上八下，他明白毛主席单独找自己，大概率是为了推辞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一事而来。
但毛主席没有主动开口，朱瑞不好多说什么。
两个人就在延河边，一边走一边唠唠家常。
寒暄过后，毛主席主动把话题引向工作。
他还是笑着说：“朱瑞同志，听恩来讲你对中央安排的工作有意见，今天我们一起谈谈，有什么想法可以通通说出来。”
朱瑞这才把自己担心的事情，向毛主席原原本本诉说了一遍。
朱瑞不是有意推脱副总参谋长的职务，该岗位主要同美国人和国民党谈判，有着极强的政策性，需掌握和熟知各种外交条例，
朱瑞虽然曾经在苏联留过学，但他主修的是炮兵科，回国后一心想组建属于人民军队的炮兵部队。
现在把他安排去了军委担任第二副总参谋长，自然有些小情绪。
再者说了，当时的抗日战争形势趋于明朗，日寇必将投降，建设炮兵成为当时八路军的重要任务。
朱瑞不想去当什么副总参谋长，更想去炮兵学校当一名教员，或者直接拉起一支炮兵部队。
毛主席听了朱瑞的想法后，也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他询问了朱瑞关于建设炮兵、火炮性能等方面的很多专业知识问题。
面对毛主席的提问，朱瑞一一向毛主席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说着说着，朱瑞突然情绪激动起来，向毛主席说道：“经过反复考虑，我认为我应该对八路军炮兵建设做贡献。
这个工作对我更合适，更有意义，我准备把后半生交给大炮，和大炮交朋友，为建设我们自己的炮兵，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听到朱瑞这番保证，毛主席甚为赞赏，鼓励他放手做一个“桥头堡”。
二人告别时，毛主席亲切地握着朱瑞的手说：“苏联有炮兵元帅，你就做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吧。”
有了毛主席这番保证后，中央军委改变初衷，满足了朱瑞的愿望。
1945年6月底，朱瑞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
毛主席与朱瑞谈话时，随行的摄影师郑景康悄悄地拍摄一张二人合影。
这是一张留下难忘纪念的照片，朱瑞在解放战争时期奔赴东北战场，却遭遇到了不幸。
二、触雷牺牲，朱瑞在战争关键时刻以身殉国
1905年，朱瑞出生于江苏宿迁朱大新庄。
早年在徐州、南京读书时，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19岁的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4年考入广东大学。
广州是当时全国革命中心，在中共党组织的推荐下，朱瑞作为左派青年代表，于1925年年底，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朱瑞转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
这所学校是苏联一所久负盛名的军官学校，在沙皇时期就是炮兵军官的摇篮。
加上苏联红军奉行“大炮主义”，克拉辛炮兵学校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炮兵教育体系，善于培养炮兵方面的人才。
朱瑞是1927年夏进入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的，1929年7月，他在毕业考试中，以双项第一的成绩圆满毕业。
学校原本想安排朱瑞赴苏联陆军大学继续深造，朱瑞急于投身回国参加火热的战斗。
1930年，朱瑞从莫斯科回到祖国，回国后的朱瑞却发现自己根本无用武之地。
那时候的红军条件简陋，被国民党反动派四处围追堵截。
别说像样的大炮了，还有不少红军战士拿着大刀、梭镖和敌人作战。
正如朱瑞后来所说：“我当时回国根本没有条件为我军组建炮兵部队。”
直至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火炮数量都极为稀少，远远不能构成一个兵种，只能打到哪算哪。
朱瑞没有灰心，他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在十余年里既做过地下工作，还参加组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重任。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朱瑞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
1941年，日军频繁进攻革命根据地，大批抗日军民惨遭杀害。
在牺牲者名单中，就有朱瑞的妻子陈若克与他俩刚出生的儿子。
进入1942年，延安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
朱瑞于1943年9月返回延安，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朱瑞对自己的历史作了严格的剖析。
他认为，此前在山东工作时，因为太过书生气，凡事都往好的方面想，却忽略了当时八路军的实际战斗力和我党的综合实力，以至于让部队损失了不少有生力量。
在延安经过了两年的学习后，朱瑞已经深刻意识到自己之前犯下的错误，愿意积极改正。
中共“七大”胜利闭幕后，在与毛主席的交谈中，朱瑞认为他可以去炮兵学校当一个教员，或者直接帮助八路军组建一支炮兵部队。
毛主席满足了朱瑞的愿望。
朱瑞到延安炮兵学校后，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炮兵建设开创新局面。
他除了亲自抓日常训练工作外，几乎每天都在操场上，和学员们一起，指导他们的操作训练。
往往是一天紧张的训练结束后，朱瑞利用晚上一点休息时间，再给学员们总结经验教训。
在三个月的紧张学习中，延安炮兵学校第一期1000多人的学员顺利毕业，这1000多人都成为我军炮兵建设重要骨干。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紧跟形势发展，作出了“向南防御，向北推进”的方针，延安炮校奉命迁往东北。
1945年11月，朱瑞领着1000多名炮兵学校师生到达沈阳。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时任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全力支持朱瑞建设炮兵部队。
1946年夏，由于我军炮兵学校迅速发展，急需大量专业干部，延安炮兵学校改名为“东北军区炮兵学校”，朱瑞担任校长，立即开学招生。
第一期学员于1948年2月毕业，继续招收第二期学员。
此时的朱瑞从炮兵各部门抽调50多名政治业务强，适合教学的干部到炮校工作。
同时他向林彪报告：能否从前线部队，给炮兵学校增补一些火炮和相关器材，供教学使用？
林彪立即给炮兵学校调来了18门火炮、100多匹战马、14部相关教学器材。
为了加快炮兵干部的培养速度，朱瑞将毛主席“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育思想具体化，提出了“炮校拥兵2500，变学校为部队，部队训练新兵，拿部队当学校”的口号。
朱瑞的意思很好理解，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对炮兵学校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大炮给大炮。
领导们只有一个要求：炮校毕业的学生能尽快投入战场。
因为林彪在此前血战四平时，由于敌我双方炮兵实力差距，导致我军损失惨重。
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在阵地战中被国民党军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如果任由这个情况继续发展下去，东北民主联军根本不可能完成党中央下达的“向北推进”战略目标。
至1948年，东北民主联军改编成东北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正式成立，隶属于炮兵司令部。
当时东北野战军12个纵队、36个师，每个纵队都有炮兵团，每个师都有一个炮兵营。
至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开打前夕，东北野战军共有大小火炮9219门（包含掷弹筒），其他各型榴弹炮、加农炮多达618门。
就在辽沈战役开打前，时任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司令员的朱瑞来到扫清锦州外围的义县战场。
他指挥炮兵打开突破口，将义县城墙轰塌30多米。
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朱瑞只身一人离开指挥所到突破现场观察，不幸在途中踩上地雷，当场壮烈牺牲，年仅43岁。
10月3日，东北野战军总部将朱瑞牺牲的经过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毛主席闻讯后许久不语，他亲自向东野发出了一封唁电：“朱瑞同志的牺牲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之巨大牺牲。”
10月1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将东北直属炮兵学校改名为“朱瑞炮兵学校”，以朱瑞牺牲的日期，1948年10月1日作为该校的命名日。
三、毛主席为何选择他与朱瑞的合影？
朱瑞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牺牲最高级别的将领。
朱将军虽然牺牲了，却留下最有威力的遗产。
在随后的锦州之战中，东北野战军集中10个炮兵团，共320多门各型火炮对锦州发起总攻。
守在城里的国民党军起初不相信“共军”竟然拥有如此猛烈的炮火，锦州城内所有地面设施与防御工事几乎被摧毁殆尽。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炮兵火力。
不到31个小时，号称是“固若金汤”的锦州就彻底解放了。
1949年，毛主席在元旦献词中指出：“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超过国民党的炮兵和工兵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们的飞机、坦克就显得很渺小了。”
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罗荣桓率领百万雄师浩浩荡荡进入关内，参加平津战役。
随后从北打到南，第四野战军一路势如破竹，径直冲向深圳界河边，差一点就冲到香港。
到1949年10月，解放战争胜利时，解放军炮兵达到4个炮兵师、77个炮兵团，拥有各类火炮4.4万余门。
在数场战役中，解放军的火炮排列已经超过了操典规定的最大标准。
这一切不能说都是朱瑞将军的功劳，至少他是解放军炮兵部队的先驱者，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回过头再来说说，毛主席为何放着这么多单人照不用，非要选择他和朱瑞的这张合影，作为开国大典悬挂在天安门的标准像呢？
毛主席选择这一张照片的原因，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点，毛主席想通过这样的方式，纪念解放战争中我军牺牲最高级别的将领。
朱瑞牺牲于1948年10月1日，一年后，即朱瑞牺牲一周年的忌日，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虽然朱瑞不能亲自参加这一举国欢庆的盛典，毛主席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告慰解放军“炮兵之父”的在天之灵。
其次，当工作人员把这几张在延安拍摄的老照片送给毛主席进行选择时，他一眼就看出了这张略显泛黄的合影。
于是，毛主席又想起朱瑞在延安多次给他写信要求上前线的往事。
据工作人员回忆，当毛主席看到这张合影时，他老人家眼里充满了泪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一直屹立不倒，就是因为涌现了如同朱瑞这样千千万万不怕牺牲，不怕艰苦的革命英雄。
朱瑞原本是留过学的高材生，放弃优越生活返回国内。
在近十几年中，一身的炮兵本领空无用武之地。
好不容易等到解放军的条件变好，组建了属于自己的炮兵部队，他却不幸牺牲，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这是毛主席一生历经艰难险阻的感慨，更是全体共产党人历经艰难险阻的真实写照。
毛主席与朱瑞的这张合影曾在解放区流传甚广，是当时老百姓家里悬挂最多的一幅毛泽东像。
既然如此，毛主席选择他和朱瑞的合影，作为悬挂在天安门的第一幅毛泽东像。
1950年，中央决定以新华社提供的毛泽东新照片为摹本，替换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
结语
朱瑞任延安炮兵学校校长，为我军培养出第一批炮兵指挥员。
抗战胜利后，他率炮校人员到东北组建炮兵部队，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这标志着我军正规炮兵部队的诞生。
由朱瑞组建的炮兵部队不但技术熟练，而且作风过硬，善于打硬仗，在东北战场上建立了赫赫战功。
此外，若非毛主席知人善任、慧眼识珠，果断改任朱瑞为炮兵学校校长兼教员。
他或许一直会担任副总参谋长等文职，可能就不会牺牲。但解放军炮兵部队的组建或许就会往后延迟几年。
